改革体制才是振兴之本

随着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南勇和副主任杨一民等两位中国足协的副主席，被公安部门带走“协助调查”，足坛打击赌球假球的风暴卷向高层，狂飙再起，也使许多人似乎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但若不从体制上深化改革努力割除体制弊端和假球赌球的基础，中国足球真的能够得到新生吗？

我曾在过去的博文中说过，假赌之风之所以肆虐且屡禁不止有其内外的各种因素。在我国新旧体制交替的社会转型期中，各种利益和矛盾激烈碰撞，在社会进步的洪流中，一股污泥浊水也乘势兴风作浪，使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足球界内残存的各种腐朽思想、投机意识等与此同流合污，在“名片”效应、急功近利和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一些道德低下或意志薄弱者成为了假球的俘虏。随着境外赌球集团和赌球网站的非法渗透和侵蚀，假赌合污，进一步败坏了我国的足球环境。

看来，上面所述远远不够，还有一个管理体制问题更为重要。

中国足球已经走上了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的道路，足球的人财物等资源不再控制于各级体育职能部门手里（他们大多早已不再搞足球，而是把经费转移到那些能够获得更多金牌的项目上去了），已经由市场配置到足球俱乐部和社会的其他方面。职业足球俱乐部没有国家的拨款，成为了依托市场，通过足球劳动创造和实现价值，寻求自我创造、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联赛主体。体育职能部门以行政权力管理足球资源和足球运动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根本变化，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职业联赛以至中国足球各项大政方针和重要事项，进行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从而调动和发挥所有成员和参与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赢得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支持。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责任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对此予以积极的指导、监督、协调和服务，形成有效的监管制度。

这样的体制和机制，不但可以有效地制约假赌黑的现象，维护健康的足球环境，更能使中国足球获得极大的发展。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体育职能部门长期以来，虽然不愿投资于这“费力不讨好”的足球，却又无视足球运动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现实，无视足球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所有权的变更，也无视俱乐部自主经营的权益，始终坚持以行政的权力和手段管理足球运动和职业联赛。为此以足球管理中心取代了《体育法》赋予中国足球协会的几乎所有职能，废除了足球协会及各专项委员会的实质权力和机能，使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由体育职能部门或足球管理中心领导层的少数几个人大权独揽。其结果，就是由这些个别人来闭门决策中国足球的大小事务，主宰中国足球的前途和命运。不管他们懂不懂，也照样能够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没有了民主协商和决策，更没有了民主的监督，就连一年一度的会员代表大会制度也被从中国足协章程中删掉。这正是他们决策失误频频乃至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原因。

这种无所不管、无所不能、又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行政集权，必然使其中思想境界低劣、道德缺失或意志薄弱的所谓“领导者”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甚至蹈入权力寻租、假公济私与一些足坛不肖之徒沆瀣一气的深渊。这又会使肆虐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现象更加严重、复杂甚或横行无忌。这次足球管理中心两位正副主任被“协助调查”，说明这一毒素确已侵入到了中国足球的管理中枢。

用行政集权的方式管理现今的中国足球，违背了社会化和市场化管理的性质和规律，不但损害和贻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更使其成为了滋生腐败和假赌黑等恶行的土壤。

为了改善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坚持不懈地扫赌打假是必要的，但深化我国足球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更为重要，这也是建立治理假赌黑长效机制的必然基础。只有依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健全与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相适应的足球管理体制（包括中国足球协会、中超联赛组织机构和各专项委员会组织），完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运行机制，接受国家体育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在阳光下决策、运作和发展，才能使中国足球走上正轨，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

我不认识、更不了解新任的国家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同志，我希望他是一个正派的好人，是一个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较强政策水平和百折不挠坚持足球改革的好干部。因为他可能在新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成为掌管中国足球实际事务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期盼他能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